快遞行業(yè)作為一個迅速發(fā)展的新興業(yè)態(tài)，已經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行業(yè)相關法律法規(guī)尚不完善，導致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對于快遞服務糾紛的裁判尺度不一，也導致了快遞企業(yè)在制定契約條款以及日常糾紛處理中無所適從。

　　其中最核心的，即快遞服務的賠償標準問題，現(xiàn)有的法律依據(jù)賠付標準之于實際發(fā)生的快遞糾紛的賠付不盡合理。 

案據(jù)

　　一、有限賠償原則符合合同法規(guī)定

　　根據(jù)《郵政法》第四十五條規(guī)定，郵政普遍服務業(yè)務范圍以外的郵件的損失賠償，適用有關民事法律的規(guī)定。據(jù)此，快遞服務可適用的主要為合同法。根據(jù)合同法的相關規(guī)定，雙方就違約責任有約定的從約定，無約定的按照實際損失賠償。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因此，這一規(guī)定核心還是有限賠償?shù)脑瓌t。

　　就快遞業(yè)務而言，何謂可預見的損失？在客戶保價的情況下，可預見損失為客戶申報價值；在客戶未保價的情況下，快遞服務企業(yè)可供參考的判斷快遞價值的因素即運費及快遞客單價。

　　快遞客單價指在線銷售商品每一筆物流訂單對應遞送商品的銷售價格。例如，根據(jù)淘寶公布的數(shù)據(jù)，天貓商城2017年11月11日全天成交額達到1682億元，產生的物流訂單量達到8.12億單，即每個物流訂單對應商品的平均銷售價格為207元。

　　二、有限賠償原則符合物流行業(yè)慣例

　　根據(jù)物流行業(yè)的相關法規(guī)或者行業(yè)慣例，除額外保價或購買保險的除外，一般都采取有限賠償?shù)脑瓌t。

　　例如，2006年發(fā)布的《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規(guī)定》中就明確限定航空承運人承擔的對每位旅客賠償上限為40萬元，每位旅客隨身行李3000元，托運行李及貨物賠償上限為100元/公斤。此外，海運、鐵路運輸、內陸水運以及國際運輸?shù)囊恍┕s，均有比較明確的賠償限額規(guī)定。

　　目前快遞行業(yè)尚未出臺關于賠償限額方面的法規(guī)或指導文件，因此，建議司法審判中，可否參考相關電商平臺公布的平均客單價，裁量確定賠償限額。 

　　三、不能因格式條款的形式否定有限賠償?shù)脑瓌t

　　快遞服務企業(yè)在快遞面單的背面條款一般都會注明相關賠償?shù)臉藴驶蛘哔r償額的計算方法。以中通面單為例，正面部分要求客戶申報價值，若未申報則默認為快遞價值不超過100元。背面條款約定，如發(fā)生賠償事宜，則按照快遞實際價值賠償，但不超過客戶申報價值。

　　出于實際業(yè)務操作的需求，以上條款均以格式條款的形式體現(xiàn)。根據(jù)合同法第四十條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因此，有的人民法院就會以此為由，不加區(qū)分的將涉及有限賠償?shù)臈l款認定為無效條款。

　　根據(jù)合同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快遞服務企業(yè)的運費與其賠償額應當是對等的，至少應當認可運費和賠償額之間建立一種調整機制，即潛在賠償額越高，運費越高。而這種機制，在法律缺位的情況下，只能依靠合同條款來建立。因此，不能以格式條款、霸王條款為由，一概否定相關條款的效力。

　　四、快遞員開箱驗視不代表可以判斷內容物價值

　　在快遞遺失的糾紛中，往往會出現(xiàn)如何證明快遞包裹內物品及其價值的問題。根據(jù)相關規(guī)定，快遞員在接受包裹時，應當開箱驗視。但需明確的是，該驗視之目的在于初步確認內容物是否屬于禁止寄遞或不適合寄遞的物品，而非為了判斷內容物的價值，事實上也無法判斷。

　　因此，不能因為快遞員收寄時的驗視行為，就視為快遞員知曉內容物價值，從而免除寄件人的舉證責任。

　　因為收寄驗視時無法判斷內容物的價值，因此不能就此判定快遞服務企業(yè)在訂立快遞服務合同時，可以預見違約造成的客戶損失。

　　五、案例分析

　　目前由于法律的缺失，對于快遞服務損害賠償案件的審判實踐缺乏統(tǒng)一的裁判標準，導致判決結果形形色色，有損司法權威。以中通快遞涉及的案例為例，分析如下——

　　案例1：上海某公司以快遞貨物丟失為由，訴至法院，要求中通賠償貨物損失28800元。法院認為，原、被告之間成立運輸合同關系，被告因對貨物遺失存在重大過失，因此運單上載明限額賠償條款無效，而且雖然原告未選擇保價，但被告仍負有與保價運輸同樣的注意義務，因此判令中通全額賠償原告損失。

　　案例2：安徽某公司以貨物被污損為由，將中通訴至法院，要求中通賠償貨物損失22萬余元。法院認為，由于原告未保價，導致被告降低了對貨物的安全保障標準，原告應承擔一定責任；而且，被告收取運費不足百元，從有利于快遞業(yè)務良性發(fā)展和權利義務對等的角度考慮，判令被告承擔65%的貨物損失。

　　案例3：江蘇某公司以貨物遺失為由，將中通訴至法院，要求中通賠償貨物損失4萬余元。法院認為，保價條款平衡了低廉快遞費和巨大貨損風險之間的矛盾，也平衡了商事交易活動的意思自治原則與賠償責任限額制度之間的關系。原告未選擇保價，被告在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

　　案例4：胡某委托中通將6個花瓶自云南運送至廣西，運達后發(fā)現(xiàn)破損，胡某訴至法院，主張花瓶為古董，要求中通賠償人民幣80余萬。我方查找到其購買花瓶的店鋪，了解到實際購買價值僅為5000余元。后胡某主動撤訴。

　　案例1和案例2的共同之處是否認運單背面條款關于有限賠償?shù)募s定，適用實際賠償，但均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尤其是案例1中，法院以被告存在履約過失從而認定限額賠償條款無效，顯屬錯誤。

　　關于保價，案例1中，法院認為快遞企業(yè)對于保價和非保價物品應承擔同樣的責任，實際上是明確否定了保價的法律效力和商業(yè)價值，是對保價這種商業(yè)慣例和制度的否定，顯屬不當。

　　而案例2中，法院認可了保價和非保價的區(qū)別，但并非從法律角度進行區(qū)分，本質上也沒有認可保價的效力。

　　案例3中，法院則明確的認可了保價以及未保價的法律效力，并從理論高度予以了論證。

　　案例4則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一方面，法院裁判標準不一，且傾向于按貨物實際價值賠償，另一方面，快遞服務企業(yè)對運輸?shù)呢浳飪r值無法判斷和舉證。這就給了居心不良者獲取不當利益的機會。

　　綜上所述，由于法律的空白和裁判標準的缺失，導致法院判決的不一致，不僅影響司法權威，也不利于經營者開展評估商業(yè)風險，開展正常經營活動。

建議

　　快遞勢必將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產業(yè)，快遞服務行業(yè)也亟待損害賠償糾紛法律適用的司法解釋。為了促進快遞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為調整快遞服務行業(yè)的服務關系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為此建議——

　　1、快遞服務賠償糾紛的司法審判活動中適用有限賠償原則；

　　2、基層人民法院可否以快遞服務糾紛適用有限賠償?shù)呐欣蛏霞壏ㄔ禾岢稣堊罡叻ㄔ鹤鞒鏊痉ń忉尩膭幼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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