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行至尾聲，回顧2015，展望2016，我們發(fā)現(xiàn)，以增長中樞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濟新常態(tài)進一步強化。我們認為，放下對舊秩序的執(zhí)念，認識新常態(tài)、理解新常態(tài)、適應新常態(tài)，是政策決策者、投資者和消費者"順勢而為"的前提。

　　2015年行至尾聲，在廣泛分析各類政經事件和宏觀數(shù)據的基礎上，我們發(fā)現(xiàn)，以增長中樞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濟新常態(tài)進一步強化。

　　新常態(tài)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新"，全球經濟外在的演化趨勢和內在的運行機理都呈現(xiàn)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舊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將立未立"。在秩序轉變過程中，不確定性廣泛存在，增長規(guī)律、市場法則、變量關系、預期機制和博弈均衡都不斷發(fā)生著經典理論和傳統(tǒng)經驗難以解釋的變化，地緣政治動蕩頻繁發(fā)生，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二是"常"，全球經濟運行發(fā)生超預期的變化，并不是短期現(xiàn)象，而是一個不斷被確認的中長期態(tài)勢。

　　市場永遠是對的，需要修正的是預期本身。我們認為，放下對舊秩序的執(zhí)念，認識新常態(tài)、理解新常態(tài)、適應新常態(tài)，是政策決策者、投資者和消費者"順勢而為"的前提。

　　1 新常態(tài)特征一：增長中樞下移

　　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段失落時光，復蘇力度羸弱，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弱于趨勢水平。根據IMF10月的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有望實現(xiàn)3.12%的增長，增速較2014年下降0.3個百分點，弱于1980-2014年3.5%的歷史平均水平，以及2008-2014年3.28%的危機平均水平。IMF預測，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回升至3.56%，鑒于IMF一直表現(xiàn)出明顯"過于樂觀"的傾向，我們對2016年全球經濟能否回到趨勢水平以上還充滿疑慮。

　　二是弱于預期水平。在10月的預期更新中，IMF再次修正了自己"過于樂觀"的前期預期，將2015和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較7月均下調了0.2個百分點；此外，IMF還大面積下調了主要經濟體的增長預期，將2015年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預期較7月分別下調了0.1和0.2個百分點，將2016年兩者的經濟增長預期較7月也均下調了0.2個百分點。連續(xù)多次的大面積預期下調充分表明，全球經濟復蘇一段時間以來的表現(xiàn)始終令人失望。

　　三是覆巢之下難有完卵。正如IMF新任首席經濟學家Maurice Obstfeld在10月《世界經濟展望》的序言中強調的："經修訂的預測突出表明，所有國家都面臨挑戰(zhàn)，全球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看起來比幾個月前更為明顯"。我們利用更新后的WEO數(shù)據庫進行了測算，在IMF有統(tǒng)計數(shù)據的188個經濟體中，有115個經濟體2015年經濟增長預估值低于其1980-2014年的歷史平均水平，有107個經濟體2015年經濟增長預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個經濟體2015年經濟增長預估值低于歷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達1.07個百分點；而即便根據IMF習慣性的樂觀預測，2016年全球188個經濟體經濟增速還將低于其歷史水平平均0.05個百分點。

　　IMF將全球經濟復蘇羸弱的短期原因歸結為總需求疲軟、政策乏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前期信貸過快增長的負面效應和政治動蕩。我們認為，弱復蘇的根本原因是增長中樞下移成為新常態(tài)。長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是全要素生產率，而受多重因素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受到抑制：其一，保護主義和競爭性貶值盛行，全球以鄰為壑氛圍漸濃，生產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受到抑制。其二，新生發(fā)展亮點黯然失色，新興市場增長乏力，科學技術的變革性創(chuàng)新轉化為實際國民收入還需要較長時間。其三，金融深化作用潛在削弱，無論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都面臨著波動加劇、風險加大、渠道收窄、創(chuàng)新乏力的挑戰(zhàn)。其四，人力資本提升明顯不足，人口大國的人口紅利逐漸下降并消失，全球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fā)嚴峻，全球人口質量提升速度放緩，年輕一代就業(yè)受到巨大沖擊，階級固化愈發(fā)嚴重，年輕人獲得素質提升的機會普遍減少。其五，全社會的經濟信仰在逐漸動搖，人們越來越懷疑內生均衡的自我實現(xiàn)能力，越來越擔心市場在自我修復中突然死亡的可能性。其六，全球政治、經濟、外交領域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和警惕卻在逐漸變得遲鈍，這不僅刺激了不確定性的自我衍生，也反映了全球經濟風險管理的疲態(tài)，進而給風險大量積聚后的突然集中爆發(fā)埋下了伏筆。

　　2 新常態(tài)特征二：多元化退潮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金融霸權一直被視作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而以新興市場崛起為核心的全球經濟多元化也由此被視作促進再平衡的一種"正義"。我們這里無意討論任何主觀價值判斷問題，但值得強調的是，一件事情，即便被賦予某種"正義"，也未必會發(fā)生。事實就是，以2010年為分界點，全球經濟多元化從漲潮變?yōu)橥顺保?發(fā)達國家向下、新興市場向上"的趨勢被"發(fā)達國家向上、新興市場向下"的趨勢所取代。多元化潮起潮落的關鍵指標是新興市場經濟增速領先發(fā)達國家的剪刀差。2000年，這一剪刀差為1.77個百分點；隨后一路上升，2009年達到6.55個百分點的峰值；2010年起逐漸下降，2014年降至2.79個百分點；根據IMF2015年10月最新預測，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速分別為3.97%和1.98%，剪刀差進一步降至1.99個百分點，創(chuàng)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危機以來首次低于1980-2014年2.18%的歷史平均水平；2016年，IMF預測新興市場和發(fā)達國家將實現(xiàn)4.52%和2.23%的經濟增長，剪刀差有望小幅回升至2.29個百分點，即便如此，這一水平還將明顯低于2014年。數(shù)據表明，2010年以來，多元化退潮漸成新常態(tài)。

　　2015年，退潮進入"高潮"階段，不僅新興市場和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速剪刀差創(chuàng)15年新低。兩者的邊際變化也呈現(xiàn)出大范圍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根據IMF的預測，2015年，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速較2014年提升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經濟增速卻是較2014年下降0.6個百分點；2015年，美國、歐元區(qū)和日本經濟增速分別較2014年提升0.2、0.6和0.7個百分點，俄羅斯、中國、巴西和南非經濟增速卻分別較2014年下降4.4、0.5、3.1和0.1個百分點，印度經濟增速持平。

　　多元化退潮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危機的閉環(huán)影響，金融危機的震心從美國到歐洲再到新興市場漸次轉移，形成一個演化的閉環(huán)，新興市場在危機后半段受到的沖擊要大于發(fā)達國家；二是政策穩(wěn)定性的差異，2008年以來，大部分全球主要央行都發(fā)生過貨幣政策由松到緊再到松的兩次轉向，消耗了政策效能，只有美聯(lián)儲始終保持著寬松貨幣基調，沒有進行過階段內加息；三是經濟周期的錯配，作為全球經濟領頭羊，美國經濟周期領先其他國家，進而形成了美國經濟率先復蘇的態(tài)勢；四是風險結構的變化，美國的去風險進程快于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金融脆弱性又高于發(fā)達國家，造成了多元化從漲潮到退潮的變化。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多元化并不會快速從退潮轉為漲潮，根據2014年哈佛大學Carmen M. Reinhart和 Kenneth S. Rogoff一項名為《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的研究，發(fā)達國家走出全球性危機一般需要7年，新興市場則需要13年。也就是說，此消彼長的多元化退潮從歷史角度看往往會持續(xù)超過6年。

　　3 新常態(tài)特征三：全球化放緩

　　全球化是人類社會長期進化發(fā)展的基石。作為一種內生趨勢，全球化很難出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倒退，但全球化放緩卻漸成新常態(tài)。全球化放緩表現(xiàn)為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動蕩、要素流動滯澀、以鄰為壑氛圍加重等多個層面，最重要的表征是國際貿易增速放緩。一方面，從長期數(shù)據看，全球化放緩始自2012年。1980-2014年，全球貿易平均增速為5.43%；2010和2011年，全球貿易增速高達12.52%和6.67%；2012年，全球貿易增速驟降至2.91%，隨后幾年也始終低于歷史均速；IMF預測，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為3.18%，2016年有望小幅回升至4.08%，但依舊低于歷史平均增速。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出口情況基本和全球趨勢類似，自2012年起增速明顯放緩。另一方面，從近期形勢看，全球化放緩的態(tài)勢自2014年以來快速惡化。地緣政治動蕩明顯加劇，烏克蘭危機、ISIS恐怖主義和希臘退歐危機相繼引致市場恐慌；國際政策博弈逐漸趨向"囚徒困境"，競爭性貶值不斷加碼，國際金融秩序受到巨大沖擊；國際貿易則進一步放緩，根據IMF的數(shù)據，2015年2月至6月，全球貿易連續(xù)5個月同比負增長。

　　從成因看，某種程度上，全球化放緩是前兩個新常態(tài)的衍生結果，并加固了前兩種新常態(tài)，形成一種新常態(tài)內部惡性循環(huán)、整體自我固化的態(tài)勢。全球經濟增長中樞下降和多元化退潮背景下，各國對復蘇利益的爭奪更趨激烈，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全球化推進缺乏統(tǒng)一行動。全球化放緩又反過來對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沖擊，造成進一步的增長拖累；而由于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的邊際收益高于發(fā)達國家，全球化放緩又導致了多元化退潮的進一步深化。

　　值得強調的是，全球化退潮另一個重要成因是"集團的裂變"。過去，全球經濟發(fā)展形成了兩大集團，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兩個集團內部的各個經濟體的基本面存在一定的趨同性，進而使得它們在面對全局性經濟沖擊時能夠自發(fā)形成"抱團效應"。但2015年以來，兩大集團的內部分化明顯加?。涸诎l(fā)達國家內部，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wěn)健，也將最快開啟加息周期，而歐元區(qū)和日本依舊面臨現(xiàn)實的通縮風險，量化寬松政策有可能進一步加碼；在新興市場內部，代表性的金磚五國碎裂成三塊，中國和印度依舊保留著金磚成色，2015和2016年經濟增速預估值均高于6%，南非經濟增長處于1.5%左右的低速水平，而俄羅斯和巴西已經陷入衰退，2015年，兩國經濟增速預估值分別為-3.8%和-3%，2016年則分別為-0.6%和-1%。集團的裂變帶來兩個結果：一是集團內部的統(tǒng)一行動更加稀缺，全球化推進更添阻力；二是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安排讓位于競爭性的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WTO日漸式微，美國主導的TPP、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和德國主導的歐洲一體化推進力度加大，雖然不同大國主導的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有望通過相互競爭優(yōu)化長期貿易條件，但短期內，全球化很難受到有效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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